1966年初配资招商，莫二场的演出队已有了炫目的变化。三位堂堂的转业军人来到了，他们分别姓许、段、熊。
兵团本身就含有军人成分，历届的复转军人也都有来此就业的，并且成为各条战线的重要力量，本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今年却大有不同，其声势之非凡连最不关心时事的人也察觉异样。
首先是他们决没有以前那些军人那种怅然若失的样子(军人告别自己的军营总有一种失落感)，他们依旧皮带紧系，头颅高昂，走过场部还迈着正步。
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他们已挂着《毛主席语录》，长长的带子，一个小包，在左腋之下秋千似地打来打去。小包上印着个红五星，光彩照人。
相比之下，贾世银那样的转业军人，就该自惭形秽了。演出队的许、段、熊中，尤以许同志气度过人。
他也是来做演员的，但表演才能决不在台上。他身高一米七五以上，枯黑精瘦，牙床显得过分地黄，走路膝关节不会打弯儿。以前我和贾世银住一间屋子，他来了，就住在我和贾的脚头。
展开剩余91%不到三天，他就发现了演出队的重大问题，节目的Z治不够突出。只是大家不知他本事突出不突出，多拭目以待。
不久他上台演了一个对口词，连“永向前”都不会伸手，大家也就漠然了。
时势造英雄。听说石河子八师文工团新排了一个《砸烂三家村，彻底闹革命》的节目，宣教科派我去抄剧本，我奉命抄回，始知是一个活报剧，类如早年的《百丑图》。
不知是大家都不具备演丑角的天赋，还是觉得许同志演此更为适合，都一致推举就由许同志担任“邓拓”。
“邓拓”即率领“吴”“廖”二黑，粉墨登场，各尽自我丑化之能事。
许同志龇着一口黄牙，头戴纸冠，嵌着高梁秆做的眼镜，加之那前姿不搭后势的比划，比人们想象中的“邓拓”还丑陋十分。画犬马艰难画鬼易，特别对有画鬼天才的人。许同志取得巨大成功。
形势开始越来越紧，好像是带着凌厉的寒气。许同志也许理解得更实质一些，走门串户，夜半“谈心”，忙得要命真担心夜里要吐血。
那些旧剧团的演员此时也开始审时度势，觉得对许同志再不能小看，见面也带三分笑了。
甚至连贾世银也似乎感到以前怕是有点不“突出”，忍痛割舍了一些会见小胖子的时间，认真抓起演出队来。
按上面的意思，演出队又正式改名“莫二场Z治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革命”的年月，景色一天一个样。宣传队的许、段、熊，还有我们的贾世银，一夜间都戴上了袖章，印着“造反团”的字样。“革命”的组织诞生了。
许同志干脆把组织的简称用金黄油漆直接烙在衣服上，以示决心一辈子不取。过了两天，“小兔子”也戴上了。
再过了两天，宣传队已一片红，甚至连那个“我也出身不好”的耿恬也未例外，只有我和苏鸿是白丁。
许同志突然找我谈话，问我何以不申请加入“革命组织”。加入那“组织”还要申请，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现在就可以向我申请。我犹豫了半天，一方面为自己被排斥深感不平，一方面又害怕那“造反”，但又不能不表示愿意参加革命。
“申请”既出，我象害了一场大病，怎么也想不透革命已经成功了，还要去造谁的反。“造反”者，脑后藏反骨如魏延者流，我何等人物，怎敢去沾“造反”二字。
第二天上午，许同志发给我一个袖章，我躺在床头又惊又恐。袖章还未来得及戴，第三天我又被“清除”了。没入也罢。入了又“清除”，拔毛的凤凰不如鸡，阿Q也抖起胆子来找老太爷算帐。
许同志说，“你对组织没有感情”，我问何以没有感情，他说昨天发袖章的时候，我“躺在床上一点不激动”。
悲夫!我这既想革命又怕革命本来就怕别人革还想以已革去御他革而最终因为已革无激情招至万炮齐革的凡俗者!
“革命”又上一层楼。传来消息,场里已被夺权了!
原来许同志他们的宏图，正在进一步地实施。据说各处、各科、各股、各室的大圆章子，装了满满一大撮箕(想来给我盖“劳动管饭”的那个章子也在其中)。
爱看秦腔的张政委已自不待说，那个宣教副科长也被赫然揪了出来。有锣鼓四起，游街队伍已经涌过宣传队门口。
我想去看看夺权后的场部是个什么样子，偷偷走到大礼堂前。突见一张大字报，从礼堂之顶一直垂到脚下的地面，上书脸盆大黑字标题:“揭开杨牧的反动本质”!
终于到了，这一天!我两眼发晕，腿直发软。幸好此时场部已空，我得以一条一条细看。
原来那杨牧已有这么多的罪恶:“认敌为师”，竟去找艾青“拜师学艺”，并代“右派”起草“贺词”;在工程队的黑板报上写过一首《乡情》的诗(作者注:此诗我后来收入人文社八三年版《复活的海》中)，一口一句“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绝口不提阶级斗争,实为鼓吹刘少奇之“阶级斗争熄灭论”;教我最为吃惊的是，“他借编演活报剧之机，借邓拓、吴晗、廖沫沙等黑帮之口，大放黑话，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旁边的散乱大字报中，多是揭露“走资派”的，而每个“走资派”的罪恶，几乎都有“重用杨牧”这一条款。总之杨牧是一个“混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异己分子。
大字报署名自然首先是许同志。他应该最知道那“活报剧”是怎么来的，它既非杨“编”，也非杨“演”--演出的恰恰是许同志自己。
“邓拓”的口中自然不会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要说“黑话”，不正是比那个丑陋的“邓拓”还要丑陋的表演者口中说出的吗?你的“口”竟那么方便，被我“借”了!
人急红眼，狗急跳墙。我找到Z治负责人贾世银，说是要与许同志辩辩。贾沉吟了一会，说是别急。他说这不是冲你来的，项庄舞剑，意在他贾公。
我明白了，许同志一到宣传队，就看中了尚未“扶正”的“Z治负责人”贾世银的指导员位置。而这一年来我为贾兄也算尽了犬马之力，给他省下了不少会小胖子的时间，他从内心是感戴我的。
他们间的权力之争，使我做了祭坛上的牺性。贾世银也毕竟不是好捏的。
他召开大会，仿佛全然不知大字报之事，把我狠狠表扬了一通。说宣传队还要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且从来是“加”得很“强”的--叫我继续编写节目。但我已被夹在缝中，朝夕不保，哪还有心境“继续编写”。
但不写点什么似乎也没法交帐。这天下午，他们到礼堂排练去了，我想还是摘些报纸之类胡乱凑成一个什么，只是毛主席语录一定要准确。
此时《语录》只有许同志一人有，他与我同室，我便到他桌上翻寻。
《语录》在，不料打开只是个封皮，内里却是个笔记本。第一页就见“进一步剥开杨牧的画皮”十个大字，我一惊，续看下去，竟不知杨牧是何人了。
笔记有曰:杨牧本身就是右派;杨牧在学校就因反党而被开除;杨牧来新疆有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家乡已有揭发云云。
贾世银他们回来了，我赶紧找到他说了我找语录的事,对许同志的捏造要求追查。没想这回贾世银却叹了口气，小声地说，他也不相信这些玩艺儿，但家乡确实来过函，说是我的《学步集》已被定为“大毒草”，作者四人已在全县打成“黑帮四家店”了……
我耳朵轰地一声炸响，这是说不清楚的了!我的好友清泉、吉庆、延庆确实有许久没来信，想是他们已经落网。
新疆的事还近在眼前，可以申辩;如家乡真的一纸公文，我就满身是嘴也不中用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才“三家村”,我竟比他们人马还多，“四家店”!上帝，我该怎么办?
果然不久场部的大字报又加码，“四家店”也披露出来。内引外证，上挂下连，“纲”已上到惊人的程度。贾世银也肃然了，流露出爱莫能助的神色。
整个宣传队就我完全落水了，人们用鄙夷的目光看我。
我最伤心的是“小兔子”，变化也已越来越大。许同志不断找她谈话，谈了些什么我无法知道，但她真的象只小兔，开头是惊慌，两眼浑沌;接着是恐惧，浑身哆嗦;继而是伤心，含着泪水;最后她完全回避我了，顶多远远地看一眼，惶怵地。
当初那种顶着“祝公远”“私订终身”的英勇气概全然不见，这回她是真正相信并屈服了。看到她那张稚嫩的脸，我为她心酸;但她那样见我就躲，好象我是一只狼，随时都会把她撕碎，我又为我自己伤心。
许同志等辈，自然不是宝塔尖上的运筹者，他们一边“运”着别人，也一边被人运算着，似乎也是喜悲掺半。但无论如何，这个莫二场是疯了。
昨天有消息，张政委已戴了高帽;今天有战报，胡主任已进了班房。明天怎样?所有的人不是考虑被人整治便是考虑整治别人。“运动”，已成了人们的第一生活。
我将如何?别人和自己都在盘算。
因为我已经成为整个莫二场的“文化领域”的黑洞里，最黑、最暗的那一颗了。
宣传队又下去了，我被留在队部“休养”。这是贾世银的安排。
历来下连队都是要我压阵的，我心里明白，这次贾世银的照应已有他的双全之隐。这次下的是值班连队(即军事性的持枪单位)，我已经显得很不适宜。从我们个人的关系上讲，他可以说是对我的优待;而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又可以说是采取了最果断的措施。
我便一人留在空荡荡的队部。
队部是一幢有矮墙四围的土平房，前面是一片杂七杂八的家属区，半地窝子，地面只露出浅浅的屋顶。白天人们皆已上班，更象一片死寂的墓地。
后面是林带，有一条年久失修的水渠，杂草丛生而落叶斑驳。队员们都在家的时候，或在院子里拉琴，或在树丛中练声，虽嫌吵闹但还叫充实;
现在是阒寂无声了，仿佛院子正在下陷。那些杂草，那些墓群，正在一寸寸地疯长，就要淹没我的屋顶。
一年多来，我一天也没离开过集体，现在是集体不要我了，我被他们抛弃了。我就成天在院子里转，或在床上躺一阵。书是怎么也看不进去，又推开门，毫无目的地走到“小兔子”的屋前，看那冰冷冰冷的锁。
要是往时，一定会有电话来。那次告诉有“咪咪兔子”，就是从一个值班连队打来的。现在桌上的电话机，也象一把冰冷的锁了。
躺，走，坐，站，怎么都不是。惶惑和凄清把一天天拉得格外长。看太阳下去,月亮又升起。月光酒在土墙上。什么都想，什么都想不出个头绪。
想一年来，想两年来，想从自己记事以来，我是走了些什么路呵。这个世界，我已没有可去的地方，也没有可说话的人。记得就在这个院子，我送过一位别人的姐姐，叫丁蔚文，她是担心他的弟弟会不会出什么事，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望她弟弟的。
她的弟弟是我的好友，她也就把我当成她的弟弟看待，礼物也分给我一半。
临走她说:“杨牧，你没有兄弟姐妹吗?一个人在新疆，他们都不来看看你?”
他的弟弟没有流泪，我却在别人的姐姐面前流泪了。我真想我的亲人呵!
怔怔地坐在后窗前，看杂草，看斑驳的落叶。那是一个明亮的黄昏，仿佛有一匹小动物，就在离我不远的窗外。
她也在向着窗内窥视。屋内很暗，她看不清楚，我却把她看得那么细致无余。是一匹小狐。
一匹银灰色的小狐，好象刚离母狐不久，腮帮细削，瘦骨伶仃,两道白线微呈弧状,一对眼珠儿滴溜溜转。
我想到《聊斋》，想到《憩园》，也想到许多狼的故事。
据说这里八年之前狐狼遍野，现在已基本绝迹了。狼是该打的，可是狐狸该是多么可怜而又可爱的动物，她得以生存，不知躲过了多少劫难，难怪每刻都带着惊恐。
我看着她，看着她，突然她浑身血淋淋，殷红的夕光正从树丛中漏在她身上。又一片落叶掉下来，她一惊，嗖地没入草丛中。
自那天起，晚上我再也睡不着。眼前老见那匹小狐，不知她还安然否。在床上乱滚，铺板嘎吱嘎吱响，自己听着也动魄惊心。
又记起来了，铺凳是工程队送我的，还有副指导员的话。也许他的话是对的，我会后悔，我已经后悔。
许同志的黄牙，不断在我眼前晃。还有垂天的大字报。贾世银对我到底如何，我说不清楚;但他说的不会是假话。
是的，是的，我已相信，我的家乡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和我同院的王书记，他干得出。
最后会怎样?批烂，批臭，还算罢了;游街，游斗，也还堪忍受。弄不好再来一封函，还可编出更多的罪恶，那么我将被押解回乡--我有个出身不好的表妹，前些时就是被押回去的。押回去是什么样子?母亲会哭，乡人会笑，王书记会一声大喊:“扣起来!”这年头儿是什么可能都有的。
那么许同志更会有理由对“小兔子”说:“看，你果然找的是一条狼吧!”-“小兔子”,“小兔子”!你要现在回来多好，我还可以向你说说，即使我下了十八层地狱，也让我留给你一句话，我是好人，我没有骗你……
四三天过去。五天过去。我才发现，我是根本睡不着觉了。浑身酸软，筋骨疼痛，分明已感到疲惫之极，赶快躺下，五分钟后又一片清醒,所有的神经都空前活跃,所有的细节都重演一遍。周而复始，神志恍惚。
太阳落下又升起，月亮升起又落下，最后干脆感觉不到升起或落下，世界回归浑沌期。
一天中午，我又在床上硬躺了一会儿，翻身坐起，竟然发现枕头上一大片头发。伸手一摸，头上便掉下一大把，从此再也固它不住。
彻彻底底失眠了。所有的问题，现在都简化为一个问题:如何能够睡着觉。
我去找卫生队张医生(他的家就在宣传队门口的家属区，我和他打过几回交道)，见面他竟吓了一跳:“几天不见，怎么都变成个'鬼剃头’了?”
从门诊部一面写有“妙手回春”的镜子中，我自己更看到一个鬼，面色蜡黄，稀疏的头发一根根直竖。
张医生给了一大包药，安定，维生素B1,眠尔通，冬眠灵，应有尽有。我拿回来先医嘱，毫无效应;最后干脆一把把吃，除了头更剧痛之外，别无所感。
我急得乱转,恨不得用一团冰,把所有的神经全部封死。一天半夜，我又窜到卫生队，看看有无值班的医生。我将恳求，无论用什么法子，那怕是用麻醉剂，也让我有一刻钟的安宁!行至走廊，见一个病员正从窗外卷着衣袖，伸进胳膊，任值班的医生为他注射。
我进门一看，那窗外正是张医生!
张医生说，他也是半夜睡不着觉，来打苯巴比妥针的。我记起来了，听谁说过，这张医生原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医，本属“九·二五”光荣起义，大概最近也在重炒他的冷饭，难怪他没法治自己的病了。
张医生见我半夜来此，即从窗外绕进门来，说了一些“还是要心放宽”的话，显然是同时说给两个病员的。
但是他仍旧让值班医生给我也打一针苯巴比妥，临了又窜进药房去，包给我一大包神砂。
第二天一早，便有个孩子来敲门，递给我一个鸡蛋条子(购鸡蛋要主治医生的证明)，那孩子自然是张医生钦差而来的儿子。
原以为打了苯巴比妥能睡一会，不料一夜仍白炽如初。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好象这世界原来也可以不睡觉。
我想人在死亡之前初进冥冥的那种状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突然想到要抽烟，那一定有我品过的一切都不具有的未知味儿。
我需要宁静，也需要刺激，我需要这世上最坏的东西，连我和世界一起毁灭。
我冲到场部的小卖部，下班的门正关了一半，我掏出钱，门缝里递出一包红皮的“红缨枪”。
坐在小院的土墙下，点上一支，呛得鼻涕眼泪直流。我狠吸，用它烧心，用它烧肺，用它点燃五脏六腑。但它到底是什么滋味，已经超出我能描述的范围了。
我从那天起开始抽烟，迄今已是整整二十一年的“烟龄”。
那年我二十二岁配资招商。
发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